《帝國》Imperium

Ryszard Kapuscinski 的《帝國》Imperium已於上周末在書店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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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給了我們一個寶山／張翠容

閱讀過這一本《帝國》，在掩卷的一刻，作者在前蘇聯幅員甚廣的一大片土地上，所完成的孤獨行旅，從西伯利亞，到外高加索，再深入中亞，一步又一步的走過來，一筆又一筆寫成的報告，仍然在我腦海裡迴盪著，我不禁深深呼出一口氣，啊，好一部氣勢磅礴的作品！好一名偉大的記者！
曾獲六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卡普欽斯基，早就是我在新聞專業上的啟蒙老師，他不一樣的採訪技巧，不一樣的寫作風格，不一樣的洞察能力，完全攫住了大學時期的我，影響之深直至現在。
他在《帝國》的自序說：「盡力走到時間、體力以及機會所能到達的任何地方。」而事實上，他的足跡已遍及世界凶險之地，曾見證了二十七次革命，多番死裡逃生，他他的文字依然蘊含濃濃的人文色彩，極富詩意，他不僅帶領讀者走到新聞現場，並且這還是一趟歷史之旅，同時又是文學之旅。而行文當中更讓讀感受到那一點點的人生哲理。
如此豐富的筆觸令到這一位波蘭記者在世界享譽盛名，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典範，作品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等待至今（二00八年十月）終於出現由馬可孛羅出版的第一本中譯本《帝國》，可惜的是，他已於二００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離開了他曾經熱情擁抱的世界。波蘭舉國上下掉進難過的沉默，因為卡氏已被視為波蘭國寶。
卡普欽斯基真是一個異數。他工作於共產時期的波蘭通訊社，卻能夠突破其規限而寫出富有人性又中肯全面的報導；他的採訪態度有異於西方主流，卻仍然能夠打動西方同行而獲尊榮。
例如，他可以在他採訪之地走上一整天，甚至沒有與人交談一句話，他認為，有時，選擇細心的去看、去聽、去感覺，比與當地人滔滔不絕來得更重要。因此，他不愛寫筆記，也不愛與被採訪者糾纏於難解的問題上，亦不會振筆疾書，記下答案，然後逐字逐句引述被採訪者的說話，不，他從不會這樣做，但他卻偏偏能夠準確地把新聞事件，立體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當他描述在戈巴契夫推出改革之前的蘇維埃，人民有一種獨特的抗議方式，他們是「透過沉默表達意見，不是用言語……何處該出席，何處該缺席，當被迫參加集會時，他們會慢慢的聚過來，而結束時，他們則會快速的瞬間四散。」
人民就是用這種非比尋常的沉默，迫使當時自大的政府不得不正視以待。在此，讀者對卡普欽斯基的敏銳觀察無不讚嘆，這不是慣於以最短時間做最多訪問的西方記者所能比較的。卡氏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總愛某一地方某一次漫長的旅程，然後，一次徹底的凝視。這不期然使我想到柏拉圖的話語：「如果你曾凝視，那就必須曾凝視至靈魂深處。」（If you gaze , you have to gaze into the soul.）
毫無疑問，卡氏做到了，因此正當大家驚訝蘇聯突然崩潰之際，他則可以告訴我們，蘇維埃不是一夜之間瓦解的，其瓦解早有預兆，而且記入了他的報告之中。
卡氏指出外表看來穩定持久的蘇聯體，其實早已出現裂痕，就以其電話法令來說，這即是在政府內上司向下屬依靠電話，而不是文件傳達指令的特點，其目的便是使責任歸屬無以查證，而下屬也是以電話來徵求上司意見。
可是，當蘇聯跨過九０年代，戈巴契夫桌上的電話鈴響越來越少，這表示中央的力量已經分散到其他地方，蘇聯的中央集權快將無以為繼。
卡氏喜歡從小處看大處，其細微的觀察總帶點黑色幽默，令到《帝國》的寫作趣味盎然，而這亦是他的特色之一。
讀者跟著卡氏解構歷史的迷宮，化解克里姆林宮的魔法，並走進蘇聯時期的尋常百姓家，隨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體會到改革非如此不可。當一般平民無奈地向卡氏表示：「原諒我們蘇維埃的悲慘！」然後治療恐懼特效藥大量湧現，此時，帝制社會便不能不屈服於改革的面前了。
這就是卡普欽斯基，他的一支筆猶如一把手槍，純熟的技巧令他可以細緻地一層層的解剖，其細緻程度迫使讀者穿越他的故事的現實，在流轉的現實裡看到永恆，正如他所說：「國家猶如一個舞台，在舞台上上演的劇目是共通的。」
無論他寫蘇維埃，或是非洲，又或是中東，都可能讓讀者閱到一個共通的劇目；權力的結構如與大環境互有關聯。當然，他在這方面的得心應手，與他的文學功力不無關係，不要忘記，他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呢！
卡氏曾表示，文學與讀者之間有著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親密關係便是透過閱讀的藝術建立起來，那麼，閱讀的藝術是什麼？就是閱讀文本以外的文本，在這方面，卡氏說，俄羅斯人可稱得上是偉大的讀者。
沒錯，當我們閱讀卡普欽斯基的作品時，必須準備好，就是把我們的心空出來，才能走進卡氏的「寶山」裡，體驗一次別有洞天的旅程，同時重投人文價值的懷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