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波蘭

廖志峰

最近看了一部波蘭電影，《愛在波蘭戰火時》（Katyn），對波蘭的國家身世因此有了一些輪廓，同時也有助於我理解正在編的一本書，由波蘭的作家，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撰寫的《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這本書是作者年輕時，初次到鐵幕以外的地區行旅的聞見所思。藉由他嬰兒般的淳樸眼光，把初次看見的非西方世界，介紹給讀者。這個穿越鐵幕的邊界之旅，唯一的同伴，就只是一本希羅多德的著作《歷史》，那是他當上記者後，主管所送給他的見面禮。在希羅多德的精神啟發下，他渴望看見更寬廣的世界，也幫助了他在看似平凡無奇處發掘故事的能力，對他一生影響至鉅。卡普辛斯基不幸於2007年辭世，他生前極希望造訪台灣，未能如願，台灣的讀者也因此錯過親炙名家的機會，殊為可惜。
看完了《愛在波蘭戰火時》（Katyn）後才理解，為什麼歷史感會在《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這本書中如此強烈，像是你靈魂的火燄，不時閃現。如果不曾經歷自己的國家遭鄰近強國的割據，國境破碎，歷史斷裂，對作者所描述的歷史理解將欠缺了親切的體會：
1940年代中期，塞威林．漢梅爾（Seweryn Hammer）教授翻譯了《歷史》，把譯稿存放在塞特爾尼克出版社（Czytelnik）。事情的細節我已無法查明，但可以確知在1951年秋，出版社人員把漢梅爾的譯稿送到排字工人處。若無什麼障礙，此書在1952年應已問世。事實並不如此，印刷作業突然喊停了。誰下的命令？實情已不可能確知。一直到三年後，即1954年底，此書總算付印，並於1955年送達各書店。《歷史》出版過程的延宕，頗引人揣測。那段時間正好是史達林死亡的前後幾年。當時人們很怕新的恐怖浪潮來襲，寧可低調，不冒風險，靜候事件塵埃落定。當時氣氛十分緊繃，出版檢查單位的戒心也倍增。可是，希羅多德，一部寫於二千五百年前的書有什麼好防備？的確該防備，因為那段時期，我們所思、所見、所讀，完全受到擺脫不了的暗示和影射所左右。每個詞都可聯想到另一個詞；每個詞都有雙重意義、夾層、弦外之音；每個詞都是密碼、背後另有意義巧妙暗藏其中。再也沒有什麼是清楚直白、可按字面意義理解、毫不曖昧的了──每個手勢、每個詞語背後，莫不有個暗示性的手勢隱約浮現，莫不有隻意味深長的眼睛向你眨眼示意。 ﹝黃建功/譯﹞　
[人的履歷只有一種版本，不能更改]。這是電影的基調。歷史到底應如何呈現？或歷史應如何被書寫和傳落？簡言之，歷史的真實是什麼！長期在列強佔領統治下茍延殘喘的波蘭人，對自身歷史的追溯重建，是心靈底層最強烈的渴望。如果，看待歷史還需要密碼，瞭解暗藏的玄機，這樣的歷史到底是什麼樣的歷史？看完《愛在波蘭戰火時》（Katyn）你才會明白這位八十高齡的波蘭導演，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主 安德烈華依達（Andrzej Wajda）的苦心孤詣。他特別減抑了民族激情，冷靜低調來重建遭扭曲和造假的一頁歷史，還原完整的波蘭心靈。時間點設在二戰時期，描述1939年，二戰期間，德國、蘇聯聯手瓜分波蘭，蘇聯佯裝對波蘭軍隊示好，以爭取他們的投效…。波蘭人民在大戰亂時代，向東走是蘇聯，向西逃是納粹德國，左支右絀，草木皆兵，徬徨無告的窘境，表露無遺。國家機器至此完全崩解，主體性蕩然，只剩散佚的日記、名牌、照片等零星資料，靜待遙遠來日重建的依據。
就像卡普辛斯基在《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所說，「我們所思、所見、所讀，完全受到擺脫不了的暗示和影射所左右。……再也沒有什麼是清楚直白。」因為被訴說的真相，並不存在。我們讀著不是我們的真實歷史，這樣的難堪，台灣人應該最能深刻體會。台灣史是一頁不停遭移入的殖民史，在世界的地圖上，也難逃遭鄰近大陸或其他強權插旗染指的宿命。但是，歷史，不應只是勝者所敘述和記錄的歷史，只是由誰來定調，可能也要等到遙遠的來日，才能重建完整的台灣心靈。看著影片訴說俄軍如何把波蘭軍俘押解到卡廷森林，以德軍槍枝全數槍決，天也無言。死亡如此輕易，像雪花覆落，無聲無息，弱者的無告。「我對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沒能為愛而死。」這是馬奎斯在《愛在瘟疫蔓延時》中的一段喟語，在觀影後驀然浮現。連結生者與亡者，只剩下愛，也只有愛才能穿越歷史的迷霧森林，讓亡者安息。
《愛在波蘭戰火時》已於8月15日在台上映，喜愛電影，喜歡探索，對世界抱持熱情和開放胸懷的讀者，不應該錯過這部電影，它不只有助我們認識波蘭這個國家，也讓我們思索台灣的歷史命運。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人性糾繆與殘酷的歷史交錯，譜寫出這部撼動人心的時代交響詩。《愛在波蘭戰火時》，愛，是唯一的見證,也是最終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