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波蘭

廖志峰

最近看了一部波蘭電影，《愛在波蘭戰火時》（Katyn），對波蘭的國家身世因此有了一些輪廓，同時也有助於我理解正在編的一本書，由波蘭的作家，卡普辛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撰寫的《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這本書是作者年輕時，初次到鐵幕以外的地區行旅的聞見所思。藉由他嬰兒般的淳樸眼光，把初次看見的非西方世界，介紹給讀者。這個穿越鐵幕的邊界之旅，唯一的同伴，就只是一本希羅多德的著作《歷史》，那是他當上記者後，主管所送給他的見面禮。在希羅多德的精神啟發下，他渴望看見更寬廣的世界，也幫助了他在看似平凡無奇處發掘故事的能力，對他一生影響至鉅。卡普辛斯基不幸於2007年辭世，他生前極希望造訪台灣，未能如願，台灣的讀者也因此錯過親炙名家的機會，殊為可惜。
看完了《愛在波蘭戰火時》（Katyn）後才理解，為什麼歷史感會在《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這本書中如此強烈，像是你靈魂的火燄，不時閃現。如果不曾經歷自己的國家遭鄰近強國的割據，國境破碎，歷史斷裂，對作者所描述的歷史理解將欠缺了親切的體會：
1940年代中期，塞威林．漢梅爾（Seweryn Hammer）教授翻譯了《歷史》，把譯稿存放在塞特爾尼克出版社（Czytelnik）。事情的細節我已無法查明，但可以確知在1951年秋，出版社人員把漢梅爾的譯稿送到排字工人處。若無什麼障礙，此書在1952年應已問世。事實並不如此，印刷作業突然喊停了。誰下的命令？實情已不可能確知。一直到三年後，即1954年底，此書總算付印，並於1955年送達各書店。《歷史》出版過程的延宕，頗引人揣測。那段時間正好是史達林死亡的前後幾年。當時人們很怕新的恐怖浪潮來襲，寧可低調，不冒風險，靜候事件塵埃落定。當時氣氛十分緊繃，出版檢查單位的戒心也倍增。可是，希羅多德，一部寫於二千五百年前的書有什麼好防備？的確該防備，因為那段時期，我們所思、所見、所讀，完全受到擺脫不了的暗示和影射所左右。每個詞都可聯想到另一個詞；每個詞都有雙重意義、夾層、弦外之音；每個詞都是密碼、背後另有意義巧妙暗藏其中。再也沒有什麼是清楚直白、可按字面意義理解、毫不曖昧的了──每個手勢、每個詞語背後，莫不有個暗示性的手勢隱約浮現，莫不有隻意味深長的眼睛向你眨眼示意。 ﹝黃建功/譯﹞　
[人的履歷只有一種版本，不能更改]。這是電影的基調。歷史到底應如何呈現？或歷史應如何被書寫和傳落？簡言之，歷史的真實是什麼！長期在列強佔領統治下茍延殘喘的波蘭人，對自身歷史的追溯重建，是心靈底層最強烈的渴望。如果，看待歷史還需要密碼，瞭解暗藏的玄機，這樣的歷史到底是什麼樣的歷史？看完《愛在波蘭戰火時》（Katyn）你才會明白這位八十高齡的波蘭導演，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主 安德烈華依達（Andrzej Wajda）的苦心孤詣。他特別減抑了民族激情，冷靜低調來重建遭扭曲和造假的一頁歷史，還原完整的波蘭心靈。時間點設在二戰時期，描述1939年，二戰期間，德國、蘇聯聯手瓜分波蘭，蘇聯佯裝對波蘭軍隊示好，以爭取他們的投效…。波蘭人民在大戰亂時代，向東走是蘇聯，向西逃是納粹德國，左支右絀，草木皆兵，徬徨無告的窘境，表露無遺。國家機器至此完全崩解，主體性蕩然，只剩散佚的日記、名牌、照片等零星資料，靜待遙遠來日重建的依據。
就像卡普辛斯基在《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所說，「我們所思、所見、所讀，完全受到擺脫不了的暗示和影射所左右。……再也沒有什麼是清楚直白。」因為被訴說的真相，並不存在。我們讀著不是我們的真實歷史，這樣的難堪，台灣人應該最能深刻體會。台灣史是一頁不停遭移入的殖民史，在世界的地圖上，也難逃遭鄰近大陸或其他強權插旗染指的宿命。但是，歷史，不應只是勝者所敘述和記錄的歷史，只是由誰來定調，可能也要等到遙遠的來日，才能重建完整的台灣心靈。看著影片訴說俄軍如何把波蘭軍俘押解到卡廷森林，以德軍槍枝全數槍決，天也無言。死亡如此輕易，像雪花覆落，無聲無息，弱者的無告。「我對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沒能為愛而死。」這是馬奎斯在《愛在瘟疫蔓延時》中的一段喟語，在觀影後驀然浮現。連結生者與亡者，只剩下愛，也只有愛才能穿越歷史的迷霧森林，讓亡者安息。
《愛在波蘭戰火時》已於8月15日在台上映，喜愛電影，喜歡探索，對世界抱持熱情和開放胸懷的讀者，不應該錯過這部電影，它不只有助我們認識波蘭這個國家，也讓我們思索台灣的歷史命運。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人性糾繆與殘酷的歷史交錯，譜寫出這部撼動人心的時代交響詩。《愛在波蘭戰火時》，愛，是唯一的見證,也是最終的救贖。

一部波蘭電影、一首波蘭詩

李敏勇

一部波蘭電影，安德烈‧華依達的【Katyn】，在台灣譯為【愛在波蘭戰火時】，流露這位八十多歲導演對波蘭歷史的深層記憶與反思。
一九四○年，對波蘭有侵犯之意，想在納粹德國入侵波蘭的歷史結束後，在東歐包括波蘭在內的諸國家推動共產化的蘇聯，在波蘭東方鄰近的蘇聯卡廷（katyn）森林，屠殺大量的波蘭軍官、知識分子、藝術家，以清除統治障礙，並在入侵後，捏造為納粹德國的罪行。這被稱為卡廷謊言的蘇聯罪行，一九八○年代末期，東歐自由化後，被波蘭追索檢視。
安德烈‧華依達的父親也是卡廷事件的受害軍官，他決定拍攝這部電影，以記憶歷史，紀念父親。「將歷史事實展現並誠實地陳述出來，以解決政治及社會問題並加以療癒。這部電影成為波蘭有史以來最賣座的電影，就像歷史課程，波蘭人去看這部描述自己國度歷史的電影，並感受自己國度的動人故事」。
波蘭女性的愛與信念，呈現了歷史困厄中的力量。母親、妻子、女兒……她們的孩子、丈夫、父親在災難中，她們像波蘭的土地與文化一樣，承擔著歷史困厄中的重責，並且引領出希望的光。
電影裡面，有一位波蘭軍官，提及災難中只有鈕扣會留下來。衣物上的鈕扣會見證歷史，這樣的隱喻，在波蘭詩人赫伯特（Z.Herbert 1924︱1998）的一首詩中被呈現出來。因為叔叔也在災難的歷史中犧牲，赫伯特寫了這首詩，紀念他。
只有堅硬的鈕扣
克服死亡，從深處浮現的
罪行證言
成為他們墳上唯一的紀念碑
電影裡，令人怵目的屠殺鏡頭，以及從掩埋的森林中挖掘出屍體的場景，鈕扣的意象被凸顯，一只小小的鈕扣，因為不會腐爛，所以成了罪行的證言，甚至成為見證災難的勛章，詩裡說是唯一的紀念碑。
它們證明上帝會計數
並且憐憫他們
但又如何能復活他們的身體
成為國土的堅固元素
這麼訴說著，惦記著國土的堅固元素。因為鈕扣不會腐爛，會見證罪行的，證明上帝會計數他們而且憐憫他們。信仰中帶來一些信念，但悲傷的印記終究是悲傷的！
一隻鳥在一朵雲旁滑翔著
一片樹葉飄落發芽的錦葵
而那是高處的寂靜
是史摩連斯克森林源流的霧氣
史摩連斯克森林（Smolensk Forest）是卡廷森林旁的另一處森林，詩人赫伯特的叔叔赫伯特上尉，就在這個森林被謀殺，一樣的罪行，一樣的歷史。災難的歷史之後，森林的寂靜，鳥與落葉，霧氣，看似平和的，但那兒記憶著苦難與哀傷。
只有堅固的鈕扣
一種沉默唱詩班的有力聲音
只有堅固的鈕扣
外套和制服的
留下來的只有鈕扣，詩人重述著鈕扣的見證力量。這種力量，也是安德烈‧華依達電影的見證力量。一部波蘭電影，一段波蘭史。這是一部台灣人應該看的電影，我在電影裡一段有關鈕扣的話語，尋覓到一首詩，一位重要的波蘭詩人也見證了那樣的波蘭史。
＊【愛在波蘭戰火時】八月十五日起在長春戲院上映，預售票贈送李敏勇的一本書《顫慄心風景》。

新台灣新聞週刊

開往卡庭的火車上

原文／帕維爾‧斯衛特立考斯基（Pawel Swietlikowski）

在我們的一生中，有些日子和事件會一直留在記憶中，直到我們死去。時間不能把它們從記憶中抹除，它們不會消失在群集的失敗或是堆疊的經驗中。我們會記得它們，而那「事情是否必須如此」的徒然思考將如惡夢一般追獵我們。在我的一生中有許多死裡逃生的時刻。1939年10月3日，我奇蹟一般的逃離了我後來才得知的，駛向卡庭森林的火車。今天，我很可能和那些波蘭英雄、波蘭軍隊的精英一起躺在堆滿了屍體的萬人塚裡，腦後中槍……但我活了下來，並把真實說出來。命運或上帝是什麼？在那難忘的10月3日，一個陌生女孩手拿一條麵包走近載著我的火車。我正朝窗外望，她對我說：「先生，我要把你帶走。」她爬上火車階梯，走過持槍看守火車的蘇聯士兵；她走入我的車廂，又說了一次：「我要把你帶走。」我什麼也沒說跟她下了火車，因此而得救了。站在車旁的蘇聯士兵沒有反應；他不知道等待這些波蘭戰俘的是什麼，只是被告知「保護他們，因為他們要回家了」……在那一刻，我並不知道這陌生的女孩救了我的性命──她把我從「卡庭火車」救了出來。直到1943年德國人出版了《卡庭罪行》一書，我才知道那是開往卡庭的火車。我死裡逃生，但我親眼看見這輛悲劇的火車載著將被以最野蠻的方式處死的波蘭軍官。兩萬兩千名軍官、警察、政務官埋在萬人塚中……我們祖國的騎士。（摘自《沃爾庫塔古拉格：一名波蘭軍官的回憶》）

大紀元 13.08.2008

看看波蘭，想想台灣

作者李敏勇，詩人

八月十五日就要到了，這個在台灣被遺忘的歷史之日，被掩蓋在被殖民症候的失憶陰影裡。
一部要在終戰日時際上映波蘭電影《愛在波蘭戰火時》，把他們國家一九四○年「卡廷森林」蘇聯紅軍屠殺波蘭知識份子、軍官、牧師、教授、作家、記者、律師、工程師的罪行歷史，藝術地展現出來。
這樣的罪行歷史就像一九四七年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當年史達林認為：消除波蘭菁英份子，波蘭的「蘇維埃化」就較能更輕易進行。納粹德國的鐵蹄蹂躪波蘭之後，共產蘇聯繼之而入，右傾國家主義及左傾社會主義的兩個典型強權都在波蘭烙下血腥的印記。
這樣的歷史過去了，但記憶的言說不曾停止。以《愛在波蘭戰火時》獲二○○八年奧斯卡最佳外國影片提名的導演安德烈．華依達認為：「解決政治及社會問題的最佳治療方法，就是把歷史事實展現並誠實地陳述出來，傷口也因而才可以治癒。」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真正被誠實地陳述了嗎？日本帝國和國民黨中國之對於台灣，彷彿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之對於波蘭。不站在自我主體，而附和在外來強權的政治力量，在台灣或在波蘭都存在。唯有民族的信念、人性的愛、知識的良心、責任與勇氣，才能抵抗災難的歷史，《愛在波蘭戰火時》讓我們看到這些動人的一面。
有廣闊平原，被列強環伺的波蘭，經歷災難的歷史，美麗之島台灣也一樣。差別的是：波蘭有站在自我主體的不終止歷史反思；而台灣，則至今依然被他者詮釋。
一八九五年，被割讓給日本；一九四五年，在祖國迷惘中歡迎國民黨黨國，現在呢？共產黨中國又是另一個祖國迷障。台灣人，去看看《愛在波蘭戰火時》這部電影吧！看看波蘭的歷史，看看人家怎麼記憶及反思。然後，想想台灣。難道我們不需民族的信念、人性的愛、知識的良心、責任與勇氣？

【壹週刊影評】/ 《愛在波蘭戰火時》─ 誰在寫歷史

撰文：王志成

從18世紀後期開始，夾在俄羅斯和德國中間的波蘭，就一直被強權進進出出、割來割去，不拿波蘭的主權當一回事。根據資料顯示，在2次世界大戰中，波蘭大約死亡600萬人，但是這並不影響波蘭人的主體意識，他們不但在1980年代擺脫蘇聯的控制，而且以一種獨特的幽默感，書寫他們自己的歷史：從奇士勞斯基的《攝影狂》（電影工作者應該呈現真相）、波蘭斯基的《鋼琴師》（藝術終將超越政治和戰亂）、到華依達的《愛在波蘭戰火時》（歷史不容造假、真相一定會浮現），集體的史觀和主體意識，讓人無比感動。
《愛在波蘭戰火時》一開始就充滿矛盾、荒謬和衝突，逃亡人潮卡在一座橋上，往東走是蘇聯佔領區、往西走則是德國人的天下，都是被異國佔領，逃到哪裡又有何不同？波蘭人沒有很悲憤，他們甚至為了探望被俘的親人，從這個佔領區申請去那個佔領區。整部電影的主旨落在後半段，戰爭後期，德國納粹強逼一個將軍夫人，要指認蘇聯屠殺手無寸鐵的波蘭軍官，戰後，占領波蘭的蘇聯卻強力宣傳，是德國納粹殺波蘭戰俘。這些強權最大的惡行，不是殺過人、而是殺完後還捏造證據栽贓給別人，想要逃避歷史的罪名，但是這些看似柔軟不反抗的波蘭人，卻有著堅毅不拔的民族性，他們把真相和證據收藏著，半個世紀後，才在電影裡以一種令人辛酸的幽默，控訴這種歷史罪行。
從本片中我們可以清楚理解，對於歐洲文化而言，「轉型正義」的意義何在，《竊聽風暴》也罷、《愛在波蘭戰火時》也好，他們一定要還原歷史的真相，才能得到內心真正的平和，這是每一個有主體意識的人都應該慎重思考、並學習的重要價值。





◎ 王志成 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研究所碩士。曾任《首映》（Premiere）雜誌台灣版總編輯，現為自由編導、影評人
（壹週刊第376期 2008/08/07）

《曹長青專欄》卡廷森林，比夜更黑

一槍一人頭，一槍一灘血，卡車運載的屍體，被推土機堆成地下人體長城。隨後銀幕變成一片漆黑，沉緩的音樂響起，但卻沒有任何字幕，讓觀眾掉入那比夜還黑的卡廷森林之中……。這是下週五（十五日）將在台灣上映的波蘭電影《卡廷》（Katyn，台譯「愛在波蘭戰火時」）的結尾。
「卡廷」像「奧斯維辛」一樣，已成為人類黑暗的又一個代名詞，因為當年有兩萬多波蘭軍官、知識份子等在這座森林被史大林下令集體處決，其殘忍程度絲毫不亞於奧斯維辛。
波蘭著名電影導演安德烈．華依達的父親，就是卡廷遇難者之一。在這部影片中，他用質樸、逼真的藝術手法，近乎紀錄片似地再現了那段令人震驚的歷史，結果引起轟動。該片成為去年波蘭最叫座的故事片，獲波蘭電影三項大獎，並被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卡廷事件的最黑暗之處，不僅是因為一次殺害了那麼多的無辜軍官（他們沒跟蘇軍交戰，連戰俘都不是），還在於很多波蘭人明知道這是蘇聯人幹的，但卻在共產波蘭當局的威脅、迫害下，不敢說出真相，甚至被迫跟隨共產黨的宣傳，把它說成是納粹德國幹的。不僅被迫接受謊言，還要呼應兇手的說辭，那是一份多麼慘痛的屈辱，因此這個事件也被稱為「卡廷的謊言」。
台灣把影片譯為「愛在波蘭戰火時」，可能是想突出影片中四個與卡廷有關的波蘭家庭的悲歡離合，尤其是主角安娜不屈不撓尋找在卡廷被殺害的丈夫的忠貞愛情。但除了愛情之外，這部電影讓人看到的，更是被洗腦之後的人可以變成多麼殘忍的屠殺機器。雖然它是一部劇情片，但對卡廷森林大屠殺的逼真再現和深刻反省，給人以強烈的真實感，令人無法不從卡廷森林，想到南韓的光州、中國的天安門，台灣的二二八。
「卡廷大屠殺」被搬上銀幕，不僅是為了治療波蘭半個多世紀都未癒合的傷口，安撫冤死的亡靈，更是提醒後人，包括台灣人在內的所有世人，歷史不可以被遺忘，歷史的真實不可以被扭曲；而只有記住人類曾有過怎樣的黑暗、怎樣的邪惡，未來才有可能避免歷史的重演。
影片中，那些被關押的波蘭軍官在度過他們人生最後一個耶誕夜的時候，軍階最高的老將軍對部下說：「我們必須堅持下去。我們的目標是讓波蘭重新出現在歐洲的地圖上，一個真正富強自由的波蘭。」然後他們一起唱起了讚美詩。蒙太奇接著轉向另一個畫面：蘇聯克格勃正密謀卡廷屠殺。它象徵著人類不屈的希望和黑暗的較量。
在推翻了共產專制之後的波蘭，這樣的電影才可能拍攝，歷史的真相才可能被再現。影片本身就是人類一步一步戰勝黑暗的證明，也是波蘭人向世界貢獻的恢復群體記憶的道德信號。（作者曹長青為獨立評論員，更多評論見http://caochangqing.com/）